自去年9月中国政府承诺将于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之后，举国上下、各行各业都已行动起来。但毋庸置疑，仍然有人（包括一些政府官员和企业家）对实现“碳中和”的意义缺乏深刻理解，也有人根本不明白为什么要实现“碳中和”，甚至有人认为“碳中和”背后的气候变化理论是个伪命题。

之所以要实现“碳中和”，其背后有严谨和长期的科学研究基础。简单来说，国际主流科学家的共识是，工业革命以来（尤其是过去半个世纪），人类大量使用化石能源与原材料，释放了大量的二氧化碳、甲烷等“温室气体”，在地球周围形成“温室效应”，导致全球气候变暖。根据美国航空航天局（NASA）的数据，与1880~1930年间的全球平均气温相比，2020年的平均气温已上升了1.3摄氏度；尤其是1970年之后，全球平均气温呈直线上升态势，达1.0摄氏度。

科学家预测，全球气温上升将带来海平面上升、居住地被淹没、罕见气候灾害频繁爆发、粮食减产、淡水资源供应不足、动植物灭绝、生物多样性受到威胁等多方面影响，对人类社会的生存、繁荣与稳定带来严峻挑战。

2015年，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通过《巴黎协定》，长期目标是将全球平均气温较前工业化时期的上升幅度控制在2摄氏度以内，并尽可能控制在1.5摄氏度以内。如果按NASA公布的过去50年全球气温变化的曲线简单外推（大约每十年上升0.2摄氏度），在2070年前，上升2摄氏度的目标就会被突破。换句话说，如果全球各国不共同努力减少碳排放、不能尽早实现“碳中和”的话，《巴黎协定》的目标很可能是无法实现的。

地球的气候与环境是超级复杂的非线性系统。即便在今天最先进的科技水平下，为这个“复杂性系统”寻找一个相对准确的灾难“临界点”（一旦超过这个“临界点”，气候变化会不断加速、不断增强，其波动性和跳跃性将大幅度增大），也是不可能的。这个“临界点”有可能较前工业化时期上升3~5摄氏度，这意味着《巴黎协定》确定了一个偏谨慎的目标，给人类应对气候变化留出了更大的安全空间；但也许这个“临界点”上升1.2~1.5摄氏度，这意味着《巴黎协定》的目标也许只是基于现状的无奈选择和权宜之计，气候灾难的发生也许迫在眉睫或者已经启动。

最近几年，全球各地频繁出现异常气候灾害。美国加州、澳大利亚及希腊的大范围山火，欧洲、美国及中国的强风暴、强降雨及其引发的水灾，发生在东非的蝗灾，美国、加拿大、墨西哥的罕见高温天气，以及美国得克萨斯州的罕见寒冷天气等，都在提醒每一位地球公民：气候变化风险是真实的，它就在我们身边，不容忽视。

就像去年以来在世界蔓延的新冠肺炎疫情一样，气候灾难的发生并不限于特定的国家、地区、民族、种族，也不因为一个人的财富、权力、地位、名声、年龄、性别而青睐或躲避。它有可能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以任何方式突发而至，降临到任何一个人身上。我们每个人都真实地暴露在这一风险之下。

有人说，近两个世纪地球气温的上升并非人类活动造成，而是地球46亿年历史中的周期性变化，因此，“碳中和”背后的人类活动影响气候变化的理论是个伪命题，“碳中和”也无法改变这一趋势。的确，我们无法完全排除这种可能性。但根据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今年8月发布的报告《气候变化 2021：自然科学基础》，科学家进一步确认了人类活动及温室气体排放对气候系统的影响，并指出人类的行动有可能决定未来的气候走向。

退一步讲，即便无法确定人类活动造成了气候变化，简单的决策分析也会告诉我们应尽早实现“碳中和”：假如气温上升是地球环境周期的必然趋势，气候灾难也许是无法避免的，人类的“碳中和”行动也许是徒劳的，做和不做的后果几乎一样；但如果地球变暖的确是人类活动所致，尽早实现“碳中和”就可能令人类避免重大的气候灾难，不采取行动则有可能令人类面临巨大创伤，甚至灭顶之灾。做与不做，孰优孰劣，一目了然。

因此，努力降低碳排放、尽早实现“碳中和”、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尽可能避免气候灾难，关系地球上每个人的安危与福祉，是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要之举。这不只是利他主义的付出与奉献，更是每位地球公民利己利人的责任与担当。

（作者系海通国际首席经济学家）

来源：第一财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