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需要一项关于气候和发展融资的新的全球协议

世界资源研究所执行董事，伦敦大学学院政策实验室名誉教授莫扎姆·马利克

评论：由联合国领导的更有效的框架可能涉及具有约束力的融资目标、新兴经济体的作用和资金整合。

2024年5月29日，肯尼亚卡贾多县纳萨鲁-奥洛索自然保护区附近，纳辛亚·奥莫姆妇女小组的成员从蜂箱中采集蜂蜜后在处理蜂巢（照片：路透社/莫妮卡·万吉）。该妇女小组来自马赛游牧社区，她们放弃了传统的游牧生活，转而从事养蜂业，以应对气候变化。

在11月将于巴库举行的第29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29）上，世界各国将齐聚一堂，就气候融资的新目标达成一致。鉴于创纪录的气温和热浪、洪水和干旱在全球范围内造成了严重破坏，这一风险是巨大的。 

应对气候变化及其后果，支持更广泛的人类发展，亟须投资。但国际金融体系正在努力应对。现在是就国际气候和发展融资的新框架达成一致的时候了吗？在巴西的领导下，G20峰会以及9月在纽约联合国举行的国际领导人会议能否为COP29奠定基础？ 

大约54年前，即1970年，全世界齐聚联合国，为富国制定支持穷国的目标。他们承诺将国民收入的0.7%作为“官方发展援助”（ODA），以改善经济成果和减少贫困。在2009年的哥本哈根气候谈判上，世界各国领导人再次齐聚一堂，承诺到2020年每年筹集1000亿美元为气候行动提供资金。他们表示，气候行动资金将是“新的和额外的”发展融资。  

从那时起，除了少数欧洲国家外，富裕国家都未能实现0.7%的目标。2022年，官方发展援助达到2110亿美元的峰值，占经合组织国民总收入的0.37%。其中近15%用于资助经合组织国家本身的难民相关费用。气候承诺在2022年兑现，晚了两年。如果官方发展援助水平没有上升，那么被归类为气候相关的官方发展援助的33%就不能合理地称为“额外”。 

在实践中，保持气候融资与发展融资之间的这种区别被证明是困难的。例如，在城市景观中植树是一项气候投资，因为它可以吸收排放，又是一项健康投资，因为它可以降低街道温度，还是生物多样性投资，因为它为野生动物创造了栖息地。 

应对这些区别的挑战意味着很难跟踪承诺或确保对所作出的承诺进行有意义的问责。它使许多国家在对地球和人民的投资之间做出错误的权衡。 

  数万亿美元的需求

然而，绝对清楚的是，对较贫穷国家的融资需要大幅增加。尽管近几十年来取得了进展，但发展需求仍然很大，疫情期间出现了重大挫折。G20气候融资高级别专家组估计，到2030年，发展、气候和自然每年将需要5.4万亿美元。其中，仅气候和自然领域每年就需要向发展中国家提供1万亿美元的外部融资，其中大约一半需要来自国际公共资金。 

需要国际公共财政——包括来自富国的新援助和额外援助资金——为最贫穷和负债最重的国家提供优惠资源。需要锚定国际金融机构的资本增长，这些机构可以至少利用这一杠杆率十倍，部分是通过从私人资本市场借款。这些机构与其他开发性金融机构和强有力的政策环境一起，无论是通过降低风险还是帮助开拓投资渠道，都是吸引私人贷款人和投资者的关键。 

除了额外的资金外，较贫穷的国家还需要能够更好地满足其需求的资金。近年来，无休止的峰会周期催生了数十项倡议。格局是分散的，仅在气候领域就有 80 多个基金或工具。穷国越来越难以驾驭这一点。迫切需要在2000年代商定的援助实效原则的基础上，暂停发放新资金，并商定所有外部资金的原则和协调机制。 

  0.7%的承诺还有约束力吗？

综合这些因素，现在是不是应该放弃上个世纪为解决上个世纪的问题而制定的官方发展援助自愿框架？各国现在能否走到一起，就官方气候和发展援助的新框架达成一致，并承诺富裕国家最终在2030年之前实现0.7%的国民收入承诺？  

在联合国框架下谈判达成的这一目标将使援助资金流增加一倍。这笔资金将锚定缩小资金缺口所需的多边、公共和私人投资。谈判进程还可以引入像中国这样已经提供大量资金的新兴国家；可以澄清气候和其他发展支出监测的定义，并将监测气候和其他发展支出的安排从经合组织转移到联合国，以改善问责制；可以开始整合各种工具，使其更能满足穷国的需要。 

随着世界各地的公共财政面临压力，许多人会说这根本负担不起。但国际民意调查显示，人们愿意贡献其收入的1%来应对气候变化。政客们有勇气吸引选民吗？在联合国的G20峰会上，在巴库会议前后，他们是否有远见卓识进行国际合作，以达成一项既能实现发展又能实现气候正义的新协议？ 

文本于2024年7月18日发布于气候之家新闻网站，由中国绿色碳汇基金会进行翻译。